oldpg 是故，在所有监督规定中，法院的监督权力范围堪称是最为狭窄的。
四是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执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
第五，严格执法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内容。法治政府作为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主体工程，对法治社会建设起着引领示范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全局，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性提出了为什么要建设法治政府、建设什么样的法治政府、怎样建设法治政府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政府理论，对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最主要的职能，也是与人民群众联系最直接、最密切的职能。分级分类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做到减市场规制之政，放过度集中之权，管健康安全之事。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规划了法治政府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必须进行顶层设计，修改法律制度，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在机构编制管理、预算、规划等体系中拼装行政机关的作为可能性，需要综合考虑人财物各要素并充分注意其相互间的制约关系。
按照这种理解，有关基本权利国家保护水平的结论，可直接适用于本文讨论的行政职责履行的部分情形（指向基本权利保护的那一部分）。其实质则是滥用职权，既扭曲了法律的实施秩序，又诱发了道德风险，对法治造成了隐蔽而长远的破坏。[45]而随着这些做法在日益严密的监督问责体系下逐渐消退，一些更加隐蔽的方式取而代之，如将那些无力履行的行政职责与其他职责捆绑在一起，通过与监管对象合作交换达成监管目标。[17]参见前引[12]，章志远文，第22页以下。
而国家权力机关只对框架性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进行审查和批准，赋予其法律约束力，[62]对决定各种具体资源配置的专项规划和部门规划等并不过问，后两者实际上是在各相关部门—发改部门—党委政府的闭环架构下起草、审查、修改、审议通过的。在评价政府履职状况时，如果目标与能力的差距不显著，忽略作为可能性不会引起太大争议。
[50]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法律在设定行政任务的同时也确实会对这些资源的配置作出一些规定，不少立法还专门安排了诸如保障措施或监督与保障一类的章节。[79]因资源匮乏而在应急职责的履行上不（完全）具有作为可能性的机关，应当积极创制或者参加到这样的机制中去，并在必要时寻求支持。[29]参见[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3页以下。[27]参见徐国利：《论行政问责的责任与归责原则》，《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30页。
当行政机关承担的任务艰巨又面临问责压力时，就会发展出五花八门的避责策略，[41]如隐瞒信息。[24]那么，在以追责问责为导向的灾害调查中，如何看待这些因素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责任分配的影响呢？尽管7·20灾害的调查组对此颇为清醒，三个区分开来就包括把能力素质不足与不负责任区分开来，但这样的原则在当前的行政法理论和制度框架之下能够获得支撑吗？这些问题都指向了长期被忽视的行政机关作为可能性。不过，当需要运用这些法律规定去评价政府的履职情况，并将评价结果同具体组织或个人的责任联系在一起时，问题就会接踵而来。[1]7·20灾害调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国务院组织的、针对特大灾害的调查评估，开创了重要先例。
[6]参见马骏：《政治问责研究：新的进展》，《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4期，第28页。王红建：《论行政公益诉讼中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认定标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9页。
[77]参见金健：《论应急行政组织的效能原则》，《法学家》2021年第3期，第88页。（二）判断作为可能性的依据 由于履行行政职责的作为可能性受如下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应成为判断行政机关作为可能性的主要依据： 第一，行政资源的可及性。
上文的讨论很容易导向几种一般性的呼吁：一是呼吁政府转变职能，还权于市场和社会，使既有的行政资源能够与政府职责相匹配。消防救援机构的接警席位有限（设置更多席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将大量闲置），由于求助者太多，大部分人连电话都无法拨入。有大量工具可供行政机关达到上述目的，如以实施法律的名义制定的规章或行政规范性文件，在行政机关主导下出台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按照年度、季度分解的行政执法计划，各种与行政执法相关的目录或清单等。参见[美]杰克·普拉诺等：《政治学分析辞典》，胡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63]陈征：《简析宪法中的效率原则》，《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15页。[20]参见胡婧、朱福惠：《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之优化》，《浙江学刊》2020年第2期，第125页以下。
并且，判断这几项要件的依据也并不是行政机关的作为能力，而是一般的社会观念。[6]那么，仅仅因为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形成的权力链条中，位于上端的机关或者个人向下端设定了某个行政目标，下端的机关或个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所实施的行动及结果就具备了可问责性吗？政治学对该问题的回答或许可以止步于此：问责是指委托方和代理方之间的一种关系，即获得授权的代理方（个人或机构）有责任就其所涉及的工作绩效向委托方作出回答。
要准确评价行政机关的履职状况，在考察作为义务、结果回避可能性之外，还需将分散在机构编制管理、预算、规划等体系中的行政资源配置情况进行拼组，综合考虑行政资源的可及性、充足性及其与行政任务的匹配度，确定对行政机关作为可能性的合理预期。尽管这样做费时费力，仍远胜于粗暴地跳过作为可能性这一环节。
如果这样的情况仍在受保护人的合理期待范围之内，则仍应认为立法机关没有违反禁止保护不足的要求。但是，讨论官员在行政决策中的认识能力，所触及的只是行政作为可能性的一个枝节。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当地成功救援遇险人员的合理期待也不得不降低。至于如何判断作为可能性和结果回避可能性，既有讨论不多，且二者易被混淆。[39]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不对称行政任务指的并不是行政资源在政府系统内部的错配，而是法律设定的职责目标超过了政府整体上的能力，它们不可能通过在内部理顺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或者调剂权限和人员配置得到解决。法律或者上级可以确定一些更高标准，即作为愿望的道德，去激励集体或官员在有限条件下创造性地工作，为人之所不能为。
此种情况下，仅凭行政行为法上的规定，并不能完整地证成行政任务的可问责性，还需另行单独考虑行政机关的作为可能性。[32]经过现代理性的祛魅，附着在自然灾害上的政治隐喻早已被剥离，但应对自然灾害的国家义务并没有改变。
刑法上所讲的期待可能性，是指期待行为人在当前社会伦理条件下作出适法行为的可能性。然而，在7·20灾害中，主要任务却是救援落水人员。
反之，应当减轻直至免除其责任。机构编制管理制度是行政组织法的一部分，[55]但其实际制度规则目前呈现出与行政组织的国家法律并行的状态，其运行过程也具有内部化的特征。
[68]至于其在客观能力约束下作出适法行为的可能性，指的其实是作为可能性。[73]仍以火灾救援为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执法检查报告表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编制员额仅占全国人口的0.137‰，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与发展中国家（0.3‰-0.5‰）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在很多其他国家的立法中，可以看到法律在设定一项行政职责时，对行政资源的详细安排占据了大量篇幅，有时甚至达到不厌其烦的地步。第三，最低要求在理论上可以容纳完全的不作为。
长期以来，这一问题被放在委托—代理的垂直关系之下讨论。[61]参见教育法第55条至第58条。
例如，教育法对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财政支出总额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在校生均教育费用的增长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并对教育经费单独列支、教育专项资金的设立、教育费附加的开征和统筹管理等有所规定。然而，行政机关作为可能性的其他构成方面，却需要被作为由行政资源决定的变量看待，且这些变量在具体情境下的值将影响对行政机关履职情况的评价。
如果宪法就基本权利保护向立法机关提出高强度、精细化的要求，立法机关将不堪重负。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一盘棋的理念指引下，我国的法律建立了许多行政资源跨区域、跨部门紧急无偿支援的机制。
